教育部2017年將EMBA納入全國統考的規定在行業內引發“地震”，被業內稱為“史上力度最大的專業學位整頓行動”。但此舉是否有違EMBA本身的教育規律?EMBA按照考試成績錄取，最終可能逆向淘汰，因為越是優秀的企業家可能應試能力越差。凡是深入理解EMBA的人都知道，在EMBA教育中，學員之間的相互學習甚至比教授授課還要重要。

　　學員之間的相互學習之所以如此富有價值，正是因為EMBA學員有豐富的管理實踐經驗，可以分享實戰心得和案例，這是教科書不可能提供的“活知識”。EMBA教育與大學教育有本質不同。大學教育是基本教育，注重機會公平，考試是一個好辦法。而EMBA教育是職業教育，主要是“在職培訓”，是企業和管理人員“自主選擇”的一種“教育投資行為”，在EMBA中引入應試教育的方法來強行塑造所謂公平，只會背離EMBA教育的初心。EMBA招生主要依據管理經驗和管理需求而非應試能力，這也是國際經驗。

　　教育部新規的初衷是為了杜絕EMBA淪為“賣文憑”。

　　此類現象固然應該打擊，但應該：

　　1、對出現類似問題的學校進行嚴厲懲罰，大幅提高賣文憑的風險和成本;

　　2、要相信市場機制的力量，那些行為短期化的機構，終將付出沉重的聲譽代價。

　　要杜絕“賣文憑”，除了加大事后懲罰力度之外，還可以通過引入AACSB/ EQUIS等國際商學院質量認證來解決(類似于企業的ISO認證)，這種國際認證對于提升EMBA教育質量的意義，遠遠大于教育部組織“全國統考”。

　　國外一些商學院EMBA招生雖然也看GMAT成績，但是：

　　1、GMAT是一個素質測試(與“應試教育”的知識考核有天壤之別)，主要考核邏輯能力、分析能力;

　　2、GMAT成績只是影響錄取的因素之一，面試、工作經驗、自我陳述在錄取中占很大比重(而且也根本不存在GMAT分數線之類的說法)。

　　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：中國的“應試教育”是太多而非太少。

　　EMBA教育之所以大受歡迎，原因之一正是因為它“應試教育”的色彩淡薄，更注重管理人員的實際管理需求，突破了傳統應試教育的弊端。

　　在EMBA之前，中國的大學已經有“在職的管理學碩士”，但幾乎完全與企業管理者的實際需求相脫節，鮮有企業家問津。

　　因此，EMBA教育的火爆，可以從某個角度看成企業家對“傳統應試教育”投出的“反對票”。

　　理解了這一點，就可以得出結論：組織全國統考不僅難以達到改善EMBA教育質量的目的，甚至可能產生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效果，從而損害EMBA教育的“真正價值”：學員考試水平的確提高了，但對企業管理的實際效果沒了。

　　對于EMBA的社會意義應該理性、客觀看待：盡管某些學校出現了辦學質量差甚至賣文憑的現象，但EMBA 作為一個整體對于提升中國企業家的管理能力、國際視野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正面作用，有效彌補了中國企業家群體過去的教育缺陷，已經成為激活中國教育體系的重要力量(有些類似于互聯網金融對中國銀行業的沖擊)。

　　當下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質是企業轉型，企業轉型主要依靠企業家。如果EMBA教育被導向“應試教育”的軌道，這將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傷痛。

　　因此，EMBA教育不僅不應該走向“應試教育”，而且應該作為一種克服“應試教育”弊端的有效改革模式加以推廣。

　　李克強總理說得到位：“政府要提高規劃管理能力，決不能光圖省事，一禁了之。說難聽點，這不就是懶政嘛”。如果教育部真心要提高EMBA質量，應該多研究一下教育規律、國際經驗，而非依靠“全國統考”這樣的“懶政”。

　　最后，從程序上來講，教育部出臺此類規定應該先對社會公開征求意見，而非突然直接宣布決定。

　　2016年2月中辦國辦印發《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》明確指出：“把公眾參與、專家論證、風險評估、合法性審查、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。實行重大決策預公開制度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、需要社會廣泛知曉的重要改革方案、重大政策措施、重點工程項目，除依法應當保密的外，在決策前應向社會公布決策草案、決策依據，通過聽證座談、調查研究、咨詢協商、媒體溝通等方式廣泛聽取公眾意見，以適當方式公布意見收集和采納情況。探索利益相關方、公眾、專家、媒體等列席政府有關會議制度，增強決策透明度。”